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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文化兴起对瓷器的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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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与瓷在文化意义上达到了空前融合,彼此之间相互影响,尤以茶文化对瓷器的影响为重。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:

首先,茶业的繁荣,促进了瓷器制造业的繁荣,为瓷器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。唐代,茶成为了大众消费品,中国北方也已经是“茶为食物,无异米盐。”(《旧唐书•李玉传》)文献中记载:“江淮之人,什二三以茶为业。”(《全唐文•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》这些都可以充分说明,在唐代,茶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,范围上也已扩展至全国,在国家的经济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茶叶的兴盛推动了瓷器制造业的繁荣,《中国茶经》有这样的记载:“唐朝中期,北方消费茶增多,引起各地瓷窑的兴起,尤以烧制茶具为中心。”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,这一时期窑址的出土物中,与茶器相关的器物数量远远多于前代,也在同时代出土器物中占了很大比重。以越窑为例,盛唐一朝,碗、盘、水盂、注子产量最大,占所有出土物的80%以上,而以碗的出土量最为巨大。(《中国陶瓷史》)除了水盂之外,上面提及的其他三种瓷器均作为茶具使用。

其次,茶文化的兴起,推动了瓷器器型的革新。唐代以前,瓷器尚保留了大量陶器的特征。自茶文化兴起,瓷器变得更加灵动。以壶为例,魏晋时期流行“鸡首壶”,壶身与早先的陶罐无异,仅多一鸡首状流,盘口、鼓腹,短小流,整件器物重心偏下,显得厚重。唐代以后,“汤瓶”取代了“鸡首壶”,盘口逐渐变为侈口,腹变小,流加长,且流多管状或棱状,重心上移,整件器物显得活泼。这些变化,可能与晚唐时期兴起的“点茶法”有关。“点茶法”即先将茶末置于盏内,用汤瓶注以沸水,将茶末调成膏状,最后持汤瓶向盏中冲注适量热水而成饮用的茶。向茶盏中冲注的动作称为“点”,因为盏的容量很小“,点”特别讲究技巧,否则沸水很容易溢出。于是对装沸水的汤瓶的要求也逐渐提高,从流里面倾倒的水水流要顺畅、水量要适度、落水要准确。为了便于点注,高颈、长腹、长流的汤瓶应运而生。管状和多棱状的流,顺畅性和水流稳定性明显好于魏晋时期流行的鸡首流。魏晋时期的碗,直口或者敛口,深腹、实心底,与陶钵较为相似。至唐代中期,碗多为侈口,由深腹变为浅腹,圜底增多。唐代晚期流行斜直壁碗,器型也有逐渐变小的趋势。关于唐代文人饮茶方式,文献中也有零星的记载。唐代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有这样的记载:“……伯熊著黄批衫乌纱帽,手执茶器,口通茶名,区分指点,左右刮目。”茶器内装的是刚刚煎完的茶,温度较高;喝茶时要能“手执茶器”而不烫手,茶器应该便于散热,而且方便“手执”。这一时期大量发现的敞口、浅腹、圜底的小碗,敞口、浅腹利于散热,小巧、圜底的特点,使人能以手执住而不致烫手,很可能是作茶具用。这种小型侈口碗,应是陆羽所提及的“口唇不卷,底卷而浅,受半升以下”的茶瓯。

再次,由于品茶、斗茶风气的兴盛,人们不仅对茶色、茶味进行品评,还提高了对茶具的审美要求,进而推动了瓷器装饰性造型、纹样的产生,大大增强其文化内涵。“花口”是唐代瓷器的一大特色。中晚唐时,花口造型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,大致与茶文化兴起的时间一致。根据考古的出土材料看,晚唐时的茶具大量采用花口造型。如当时流行的花口茶瓯,通常表现为五瓣花形,腹部无棱,圈足稍外撇,器型小巧精致。陆羽认为“膻鼎腥瓯,非器也”,即茶具已经不是一般的食用器,而是具有了一定文化内涵的器物符号。“花口”的造型,大大提升瓷器的文化内涵,使其脱离了“食用器”的范畴。1987年发掘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,发现了极其精美的秘色瓷碗。根据其器型、一同出土的金银茶具及文化意义上分析,这些秘色瓷碗应该为茶具。以茶具为代表的瓷器烧造,其技术已为我国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。

最后,因咏茶而推及瓷器,因而赋予了瓷器极大的文化内涵。有很多诗句都是借赞美瓷器来表现茶香,如郑谷“茶新换越瓯”、施肩吾的“越碗新盛蜀茗新,薄烟轻处搅来匀”,都是很好的例子。咏瓷诗兴盛是在唐代,并且咏瓷诗几乎都是咏吟茶具。由于茶文化的引入,瓷器第一次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内涵。

茶文化的兴起在瓷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在此之前,瓷器作为食器,深深打上陶器的烙印,造型较为古拙;茶文化兴起以后,对瓷质茶具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,器型变得小巧灵动起来,装饰性花纹和造型也大量运用其上。因茶文化而兴起的“咏瓷诗”,标志着瓷器文化意义的升华。因此,将唐代茶与瓷的结合称之为瓷器发展史上伟大的转折点,应该是恰如其分的。(本文作者:陈昱文 单位:南京大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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